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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平:情感相融与文化交流伴随波兰任职之行
发布日期:2019-08-24 17:17   来源:未知   阅读:

  数年前,王勇平远赴波兰任职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副主席。从北京飞往波兰首都华沙的行程横跨整个亚欧大陆,望着电子地图里渐渐远去的故土家园,他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王勇平当时的目的地波兰,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小时候我看过电影《华沙一条街》,长大后又了解了“华沙条约”历史事件。特别是担任原铁道部宣传部长时,我曾率领一个国内代表团去波兰访问。所以刚落地华沙,我就有‘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的感觉。”

  波兰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区,是一个美丽富饶但又多灾多难的国家。波兰人倔强、智慧、宽容,科学家哥白尼、居里夫人,以及音乐家肖邦都是波兰人。

  “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自然也有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虽然二战中,大部分设施都曾被破坏,但靠着智慧与勤劳,波兰人战后再度将这些设施恢复原貌。”王勇平说,当时他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开始了波兰语的学习,第一句就是“你好”——汉语发音近似于“见多不累”。

  “这恐怕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一句话。”王勇平表示,自从学会了“见多不累”,自己胆气壮了不少,开始频频用这句话与波兰同事打招呼交流。“许多波兰籍的同事都说我热情有礼、平易近人、非常绅士。”他笑称,“当然大家也明白我只会这一句。”

  善用“见多不累”还曾在关键时刻帮王勇平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乘火车由华沙去莫斯科,半夜时分遇到波兰边检人员上车询查。”见对方只会说波兰话,王勇平有点着急。“我也不能老让人询问而不理不睬呀!”突然,他灵机一动,递上护照的同时蹦出一句“见多不累”。对方看了几眼又连问几句,王勇平估计对方说的不外乎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但苦于不知如何回答,他便用“见多不累”“通杀”。

  边检人员问得口干舌燥,王勇平回答得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不明底细的人远远一看,还认为我们聊得非常投机。殊不知我们是鸡同鸭讲,说不到一起,实在苦不堪言。”他笑称,最后对方终于败下阵来,回了一句“见多不累”便撤走了。

  如果说“见多不累”是打开交流大门的钥匙,那么另外两句波兰语则帮王勇平迅速融入到了当地社区邻里之中。

  大部分的华沙市民很少见到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所以走在大街上,王勇平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他有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外交宿舍楼前的街道上,不少当地居民看到王勇平都会感到很好奇,并不住地打量他。这时他就会主动挥挥手,说一句“见多不累”打开沟通的窗口,然后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他的第二句波兰语“司马吃奶糕”就跟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祝您胃口好”。不过王勇平把这句话的用途当作了中国老百姓见面时喜欢说的问候语“吃了吗?”

  一些当地居民见他如此礼貌,通常会迟疑片刻后回复“司马吃奶糕”,王勇平点点头,一句“多微增尼亚”(回见了您呐)结束对话。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附近有位外国人很友好。一位波兰老先生有几次散步时没见到王勇平,还会四处打听,问他是不是回国了。

  一切的交流都很顺利,除了有一次在瓦津基公园。那天,王勇平依然用这套组合语问候一位当地老太太。但老太太显然没太明白“司马吃奶糕”的中国含义。她想了一会,突然明白,这位外国人可能是肚子饿了,她颤颤抖抖地从怀里取出一包裹着严严实实的饼干,要与王勇平分享。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波兰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友好、非常善良的民族。”王勇平感概道。

  “铁路合作组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际组织。”王勇平说,“各成员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既有推杯换盏,又有剑拔驽张;既会喝得满脸通红,又会吵得不可开交。”在波兰任职的三年间,他经历了不少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争论。

  在一次讨论“动物运送条件”时,中国铁路方的观点与欧洲诸国铁路方的观点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铁路代表普遍认为,旅客有权携带诸如家犬等的宠物上火车。而中国铁路方的提案是:禁止旅客随身携带宠物上火车;虽然家犬类宠物可以运送,但必须占用单独包房,旅客需按单独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客票票价和卧铺费,如果没有单独包房则不许运送;而且,宠物无论大小胖瘦,每间包房不得超过两只。

  欧洲诸国代表对此非常惊讶,要求他解释。王勇平说:“我在欧洲工作生活了一年半,看惯了列车上旅客携带家犬等宠物出行的情景,也深知宠物在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情感。我能够理解很多欧洲朋友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而且欧洲国家运输能力也十分充裕。可是在中国,铁路运输能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更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只能尽量满足人的出行需求。”

  王勇平还从文化方面谈及,在中国旅客的心目中,人与狗是不能在公共封闭场所共处的。这除了考虑到狗的气味飘散、毛发脱落、粪便排泄以及有可能威胁旅客人身安全等因素外,还有更深的文化心理,那种无法接受把狗与人置于平等位置的心理,是自古以来积淀的。他的解释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与鼓掌,但是笑完后,所有参加临时工作组的欧洲代表依然没有对中国铁路的提案表示支持。

  因为眼睛不适,王勇平曾有一段在华沙中心医院眼科看病的经历。“当时给我看眼疾的是一位男大夫,40多岁,脸方嘴阔、浓眉大眼、有棱有型。”他回忆称,这位大夫满脸的络腮胡被刮得精光,整个腮帮呈现铁青色。又密又长的黑胸毛从白大褂顶部争先恐后地挤出来,特别招眼。

  “为什么不在刮络腮胡的时候顺便把胸毛刮干净?首次见面,我就想给他提这个建议。”王勇平说,“这对眼科患者很重要,谁都希望眼科大夫柔和温婉。”

  在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中,胸毛几乎与“凶狠暴戾”画等号。比如影视剧中的刽子手大都长着浓密的“护心毛”。

  “能告诉我您需要什么帮助吗?”大夫开口询问。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声音竟十分轻柔,目光也很柔和。“这让我觉得他仿佛是来‘求’我看病的,更觉得那胸毛不该长在他身上。”王勇平说。

  对于王勇平的眼疾,大夫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检查后,他开始各种询问:“您看我这样治行不行?这么开药可以吗?”

  王勇平说:“您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都听您的。”眼科大夫惊讶了:“那怎么行?尊重患者是医生最起码的品质。”

  于是,一场患者治病变成了学术交流,两人在长达数小时的商量讨论后终于确定了治疗方案——滴眼药水。最后,这位很酷也很温柔的大夫诚恳地向王勇平递上了一张名片,并说:“认识您很高兴,欢迎常来。”

  数年前,王勇平远赴波兰任职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副主席。从北京飞往波兰首都华沙的行程横跨整个亚欧大陆,望着电子地图里渐渐远去的故土家园,他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王勇平当时的目的地波兰,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回忆道:“小时候我看过电影《华沙一条街》,长大后又了解了“华沙条约”历史事件。特别是担任原铁道部宣传部长时,我曾率领一个国内代表团去波兰访问。所以刚落地华沙,我就有‘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的感觉。”

  波兰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区,是一个美丽富饶但又多灾多难的国家。波兰人倔强、智慧、宽容,科学家哥白尼、居里夫人,以及音乐家肖邦都是波兰人。

  “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自然也有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虽然二战中,大部分设施都曾被破坏,但靠着智慧与勤劳,波兰人战后再度将这些设施恢复原貌。”王勇平说,当时他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开始了波兰语的学习,第一句就是“你好”——汉语发音近似于“见多不累”。

  “这恐怕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一句话。”王勇平表示,自从学会了“见多不累”,自己胆气壮了不少,开始频频用这句话与波兰同事打招呼交流。“许多波兰籍的同事都说我热情有礼、平易近人、非常绅士。”他笑称,“当然大家也明白我只会这一句。”

  善用“见多不累”还曾在关键时刻帮王勇平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乘火车由华沙去莫斯科,半夜时分遇到波兰边检人员上车询查。”见对方只会说波兰话,王勇平有点着急。“我也不能老让人询问而不理不睬呀!”突然,他灵机一动,递上护照的同时蹦出一句“见多不累”。对方看了几眼又连问几句,王勇平估计对方说的不外乎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但苦于不知如何回答,他便用“见多不累”“通杀”。

  边检人员问得口干舌燥,王勇平回答得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不明底细的人远远一看,还认为我们聊得非常投机。殊不知我们是鸡同鸭讲,说不到一起,实在苦不堪言。”他笑称,最后对方终于败下阵来,回了一句“见多不累”便撤走了。

  如果说“见多不累”是打开交流大门的钥匙,那么另外两句波兰语则帮王勇平迅速融入到了当地社区邻里之中。

  大部分的华沙市民很少见到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所以走在大街上,王勇平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他有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外交宿舍楼前的街道上,不少当地居民看到王勇平都会感到很好奇,并不住地打量他。这时他就会主动挥挥手,说一句“见多不累”打开沟通的窗口,然后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他的第二句波兰语“司马吃奶糕”就跟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祝您胃口好”。不过王勇平把这句话的用途当作了中国老百姓见面时喜欢说的问候语“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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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波兰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友好、非常善良的民族。”王勇平感概道。

  “铁路合作组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际组织。”王勇平说,“各成员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既有推杯换盏,又有剑拔驽张;既会喝得满脸通红,又会吵得不可开交。”在波兰任职的三年间,他经历了不少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争论。

  在一次讨论“动物运送条件”时,中国铁路方的观点与欧洲诸国铁路方的观点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铁路代表普遍认为,旅客有权携带诸如家犬等的宠物上火车。而中国铁路方的提案是:禁止旅客随身携带宠物上火车;虽然家犬类宠物可以运送,但必须占用单独包房,旅客需按单独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客票票价和卧铺费,如果没有单独包房则不许运送;而且,宠物无论大小胖瘦,每间包房不得超过两只。

  欧洲诸国代表对此非常惊讶,要求他解释。王勇平说:“我在欧洲工作生活了一年半,看惯了列车上旅客携带家犬等宠物出行的情景,也深知宠物在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情感。我能够理解很多欧洲朋友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而且欧洲国家运输能力也十分充裕。可是在中国,铁路运输能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更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只能尽量满足人的出行需求。”

  王勇平还从文化方面谈及,在中国旅客的心目中,人与狗是不能在公共封闭场所共处的。这除了考虑到狗的气味飘散、毛发脱落、粪便排泄以及有可能威胁旅客人身安全等因素外,还有更深的文化心理,那种无法接受把狗与人置于平等位置的心理,是自古以来积淀的。他的解释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与鼓掌,但是笑完后,所有参加临时工作组的欧洲代表依然没有对中国铁路的提案表示支持。

  因为眼睛不适,王勇平曾有一段在华沙中心医院眼科看病的经历。“当时给我看眼疾的是一位男大夫,40多岁,脸方嘴阔、浓眉大眼、有棱有型。”他回忆称,这位大夫满脸的络腮胡被刮得精光,整个腮帮呈现铁青色。又密又长的黑胸毛从白大褂顶部争先恐后地挤出来,特别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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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王勇平的眼疾,大夫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检查后,他开始各种询问:“您看我这样治行不行?这么开药可以吗?”

  王勇平说:“您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都听您的。”眼科大夫惊讶了:“那怎么行?尊重患者是医生最起码的品质。”

  于是,一场患者治病变成了学术交流,两人在长达数小时的商量讨论后终于确定了治疗方案——滴眼药水。最后,这位很酷也很温柔的大夫诚恳地向王勇平递上了一张名片,并说:“认识您很高兴,欢迎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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